东尼‧贾德之《山屋忆往》(Memory Chalet,201

东尼‧贾德

译|区立远

十七‧话语

  我是在话语里长大的。每当在厨房的餐桌上,祖父、叔叔伯伯以及逃难者们气势汹汹地对彼此说着俄语、波兰语、意第绪语、法语以及他们自以为的英语,争相倾倒各种论断与质问,这时种种文词就从桌边跌下,落在我所坐的地板上。从爱德华时期的大不列颠社会党【注1】漂流出来的人物经常泡在我家厨房;他们爱说教,总是宣扬着「真正的大业」。我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高兴地听着这些自学出身的中欧人争论着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等,直到深夜。当时我觉得,讲话,好像就是大人存在的目的。这种印象后来也从未从我脑里消失。

  轮到我的时候,为了寻找自己的定位,我也讲话。在同乐会上我会表演当场记住、複诵跟翻译多国字词。「喔,他以后可以当律师」,他们会说。「他能迷倒树上的小鸟」:为此我在公园毫无成果地尝试了好一阵子;到了青少年时期又试图用伦敦东区佬的英语来施展我的魅力,但成效并没有更好。之后我就脱离了在多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的热烈阶段,开始追求英国广播公司冷静且优美的英语风格。

  在一九五〇年代,当我读小学的时候,英文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使用上,都是严守规则的。学校教导我们:哪怕是最微小的句法失误也不可接受。对「好」英文的强调,正处于巅峰时期。拜英国广播公司与电影院新闻短片之赐,我们说话的方式有全国通行的正确规範;阶级与地区的权威不只决定你怎幺说话,还决定什幺话才适合说。「地方腔」充斥(我的口音也算),但是有上下尊卑的差别:通常根据社会阶层以及距离伦敦多远来排行。

  处在高峰的英文散文正在消逝中;那余晖深深吸引着我。读写能力普及的时代,也意味着读写能力的衰落,正如李查.霍加特在他感伤的散文《读写能力的用处》所预示。抗议与反叛的文学正在文化的地景中升起。从《幸运儿吉姆》到《愤怒的回顾》,以及五〇年代末的「洗碗槽」影剧,与阶级紧密相关的语言习惯──也就是令人窒息的得体措辞以及「适当」的说话方式──遭受猛烈攻击。然而那些「蛮族」本身在猛烈批评传统的同时,都採取了一致认可的正确英文,而且还带着完美的抑扬顿挫。阅读这些作品时,有一个念头从未出现在我的脑海:反叛,就一定要放弃优美的形式。

  到我进大学的时候,遣词用字成了我的「拿手好戏」。一位老师曾经模稜两可地评论我有一种「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天份,天生容易获得所属圈子的信赖(对于这一点我非常有自信),但又带有一种圈外人批判的锋芒。牛剑一对一的导师课会给言辞便给的学生很大的收穫:「新苏格拉底教学法」(「你为什幺这样写?」「你这样写是什幺意思?」)会要求唯一的导生详尽地解释自己的想法;但这样做又可能会让害羞与深思型的大学生陷于不利,以致他们宁愿在研讨课上躲到教室最后面。我对自己善于表达的信心于是更加巩固了:这不只是聪明才智的证据,而是聪明才智本身。

  我是否曾经想到过,在这种教育情境里老师的沉默也很重要?当然,沉默从来不是我擅长的项目,不论是当学生还是做老师的时候。我的一些最出色的同事们,随着年纪渐长,在辩论或甚至谈话时都退缩到不做清楚表述的地步,在明确表态之前都考虑再三。我真羡慕他们有这种自我克制。

***

  能言善辩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攻击性的才能。但是对我来说,能言善辩的功效根本上是防卫性的:语言能灵活应变,就允许你製造一种假装的亲近感──一方面传递「我们很熟」的讯息,同时却保持距离。这是演员做的事。然而这个世界并不真是一个舞台,而这幺做带有某种不自然的成份在内:只要看看现任美国总统【注2】就会明白。我也号令语言来抵御他人过于亲暱的言行──这或许解释了为什幺我对新教徒与美国原住民会有一种浪漫的偏爱,因为两者都属于沉默寡言的文化。

  在语言的问题上,当然,外来者常常会被蒙蔽。我记得有位麦肯锡顾问公司的美籍资深合伙人曾对我说,早期他们公司在英国招募员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几乎无法挑选年轻的工作伙伴。每一个看起来都如此能说善道,分析时下笔如神:要怎幺分辨谁是真的聪明,谁只是演技精湛?

  言词可能骗人,以致有害与不值得信赖。我记得曾经着魔一般地读着一本苏联史:那是年老的托洛斯基主义者以撒.多依彻,在剑桥的特理威廉讲座上编织的一部形同幻想的历史(《未竟的革命:俄罗斯一九一七至一九六七》,一九六七年出版)。那文字的形式是如此优雅地超越了内容,以至于我们毫不置疑地接受了后者:摆脱这本书的毒性是相当一段时间之后的事。修辞遣字的十足功力,不论诉求为何,不必然表示内容就有原创性与深度。

  儘管如此,不清不楚的表达必定表示思想的缺失。一个习惯因为说话的意图而非内容被讚美的世代,大概会觉得这个论断很奇怪。清楚表达的能力本身在一九七〇年代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人们从「形式」撤退下来,转而偏好对仅仅是「表达自我」就不加批判地给予讚许,特别是在课堂上。但是鼓励学生自由表达意见、避免他们被过早施加的沉重权威压垮,是一回事;希望教师撤回对语言形式的批判,并期待他所授予的自由将有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别担心你说的方式,理念才是最重要的」),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一九六〇年代过去了四十年,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指导者还有足够的自信(或训练)揪出学生不恰当的表达方式,并对他清楚解释,为什幺这恰恰阻碍了智性的思索。我这一代人的革命,是导致这个崩溃的重要推手: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独立自主的个体都被赋予了不容低估的优先性──「做好你自己」这句话披上了变化多端的外衣。

  今天,不管是在语言或艺术里,「自然的」表现方式比技巧受到更大的喜爱。我们不加思索地认为,这样可以更有效地传达真理,就像更能够传达美一样。但是亚历山大.波普更了解此中奥秘。【注3】在西方传统的许多世纪里,你的立场表达得如何,与你的论述的可信度有紧密的对应。修辞风格也许有时简约有时巴洛克,但是风格本身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而且,所谓「风格」也不仅是文句调整的好坏:表达的拙劣显示思想的贫困。语词如果混乱难懂,最好的情况是代表理念也混乱,最坏的情况则代表伪造与假装。

  学院书写的「职业化」──以及人文学者对「理论」与「方法论」的安全感刻意的死抱──常常偏爱故弄玄虚的风格。这从反面鼓励了一种肤浅的「通俗」表达形式,像假钞一样在市场上流行起来。在历史学科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电视名教授」的兴起,其魅力恰好建立在他声称自己能招来广大的观众──在这个同行学者已经没有兴趣继续沟通的时代里。然而,儘管上一个世代的通俗学术作品是一点一滴地将作者的权威注入平铺直述的文字里,今天「简单易懂」的作者却令人不快地突入观众的意识里。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再也不是主题,而是那表演者。

***

  文化自信的匮乏,会在语言上複製同样的身影。这句话套用在科技的进步上也仍然成立。在一个脸书、MySpace与推特的世界(更不用说传简讯),简短的间接指涉取代了详尽的阐述。网际网路一度像是可以进行无限制沟通的契机,然而这个媒介日渐向商业化倾斜(「你买的东西定义你是谁」),造就了本身益发的贫困。我的孩子在同侪身上看到,他们在手机上使用的缩写与简称开始渗透到真正的沟通:「很多人像简讯那样讲话」。

  我们应该为这个现象感到忧虑。当文词开始变得破碎,它们所表达的理念也不能倖免。如果我们更重视个人的表达方式而轻忽形式上的惯例,就等于把语言私有化,一如我们将其他如此多东西私有化一样。「当我用一个字」,矮胖子【注4】说,语调颇为轻蔑:「那个字就刚好代表我想说的东西,既不更多,也不更少。」「问题是」,爱丽丝说,「你怎幺能让同样的字代表那幺多不同的东西」。爱丽丝说得对:结果会是全盘混乱。

  在《政治与英语》书中,欧威尔斥责他当时的人用语言来使人困惑,而非传达讯息。他的批评所针对的是说话者用心不良:人们使用差劲的文字,是因为想说的东西本来就不清楚,不然就是故意闪烁其词。然而我们的问题,依我看来,是不一样的。今天,粗糙的文字所显示的,是在智性上缺乏自信。我们说得很糟糕、写得很糟糕,因为我们对自己所想的没有信心,也不愿意做明确而坚定的断言(「个人意见认为……」)。我们并未遭遇「新语」(newspeak)的兴起【注5】,而是冒着「无语」(nospeak)盛行的危险。

  如今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意识到这方面的忧虑。在神经元疾病的牢牢掌握里,我正快速地丧失控制语词的能力──即便我跟这个世界的关联已经被缩限到只剩下语词。在我无声的思想里,这些语词仍然以无懈可击的纪律、在未曾减损的範围内排成队形──内部的景观跟从前一样丰富──但是我再也无法轻易地把它们传达出去。母音与发嘶声的子音从我的口中溜滑而出,连亲近的助手都觉得音不成音、含混难辨。我的声带肌,这个陪伴我六十年的第二自我,正持续衰退中。沟通、表现、断言:这些现在竟成了我最弱的项目。将存在翻为思想、思想化为话语、话语转为沟通,这些将很快超出我的能力之外,而我就这样被侷限在自我沉思的修辞风景里。

  儘管我现在对那些无法发声的人有更多的同情,但我仍然鄙视含混不清的语言。自从无法自由与人沟通之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体会到,沟通对群体是多幺关键。那不只是我们得以共同生活的手段,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意义的一部分。那些从小陪我长大的丰富的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空间──而适当维护的公共空间正是我们今天如此缺少的东西。如果话语陷于荒芜,又有什幺能够取代呢?话语是我们仅有的一切。

 (本文为《山屋忆往》部分书摘)

注一:爱德华时期指一九〇一至一〇年。大不列颠社会党是成立于一九〇六年的极左派政党,至今仍存在,但人数少,在国会无席次。

注二:这里指的是欧巴马总统。
注三:作者注:真正的才情,是为自然加上出色的装扮;时常被想到,但表达从未如此美妙。──亚历山大‧波普,《论批评》(Alexander Pope, Essays on Criticism, 1711)
注四:出自路易斯‧卡罗(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镜中奇遇》(Looking Through Glass)(1872)。矮胖子是一个蛋型人物。
注五:新语是欧威尔在《一九八四》里购想的人工语言,特色是简化词彙,消灭表达多样性,凡能表达自由、革命与批评政府的用语都被删除。预计于二〇五〇年全面取代「旧语」,也就是故事设定中一九八四年当时的英语。

 东尼‧贾德之《山屋忆往》(Memory Chalet,201

书籍资讯

书名:《山屋忆往》Memory Chalet

作者:东尼‧贾德(Tony Judt)

出版:左岸文化


上一篇:
下一篇: